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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专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疫情是

发布日期:2020-06-10 10:13 来源:未知 点击: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正在逐步恢复,但全球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有影响。

  就此,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的专访。徐飞指出,疫情之下,应当辩证地看待危机。一方面,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境况堪忧;另一方面,此次疫情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间节点,经济全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未来,徐飞认为不仅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还应加强原始创新,增强基础工业体系对装备产业的支撑。同时,注重城市群的建设,进一步平衡地区发展,也将有利于扩大区域经济的空间与纵深,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徐飞: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应在全球背景下来考量。IMF把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停摆,称为“大”(Great Lockdown)。现在的共识是,世界面临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疫情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国股市频繁熔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全面大幅下挫,美股10天内4次触发熔断机制,全球油市跌至17年的最低点,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甚至出现负数。WTO分析报告称,世界贸易将下降13%,疫情恶化的情况下会下降至32%。同样地,IMF也悲观预测2020年全球总体P将会下降3%甚至更多。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指标中,P下降6.8%,这是四十年来的“首负”。整体来看,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短期内经济活动因人员隔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阻滞,几近“断链”,供给和需求双双受到重大冲击;其次,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境况尤其堪忧。

  第三,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一些企业没有订单,导致虽复工率高,却复产率低。

  第四,在病毒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普遍有避险心理,不愿增加线下消费,必须用足够大的刺激力度才能重启消费,因此,亟待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回补,消费潜力。当下需求虽发生温和反弹,但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制约经济快速恢复的主要因素。

  徐飞:从近期看,相较于其他地区,中国经济提前复苏和回暖,使得能够按自己的条件调整优化跨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这种主动权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优势和“先手效应”,中国务必要把这个宝贵的窗口期利用好。

  从中长期看,此次疫情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间节点。疫情催生若干新业态,倒逼生产生活方式加速朝着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全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机”。

  以传统产业数字化为特征的复合型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助力传统行业产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使以电商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成为面向消费者终端行业的主流。

  疫情后,线上线下融合运营的OMO将大行其道,特别是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直播、远程协助、戏、线上教育、视频会议、知识付费、C端免费电影、自助零售、生鲜电商、自助配送等线上服务业,可望迎来井喷式发展。

  NBD: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公共卫生安全严峻挑战,正常的经济秩序也进一步承压。压力之下,您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飞:突发的来势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公共卫生安全严峻挑战。但对经济体而言,疫情不是“病”,只是“伤”,且是“外伤”。

  当然,“受伤”的程度既取决于疫情的烈度,也与经济体“体质”有关。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体尽管受疫情严重冲击,但支撑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因素住了,展示出很强的自愈能力,表明中国经济体“体质”良好。

  疫情下中国经济的韧性直接表现为,3月份以来实体经济复工复产进展顺利,4月份CPI和PPI双双回落(一季度的CPI为4.9,几乎达到临界值);供给侧启动较为迅速,供给恢复快,经济加速复苏。同时,已经起步并迅速成长的数字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新业态、新产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呈现出加速增强的态势。

  深层韧性主要体现在,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有完整的产业链,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拥有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产业集群和协同高效的生产能力,几乎可以生产生活中所需的任何物资。与此形成对照和佐证的是,美国纽约州州长在记者会上抱怨,口罩、呼吸机、防疫服甚至检测试剂,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同时,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和回旋余地大,循环能力强、弹性足,疫情带来的冲击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中国消费市场。目前,线下实体商家全面回暖,以上海“五五购物节”为例,支付端大数据监测的全市线下实物消费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重点监测样本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10.3%,环比增长27.9%。

  NBD:中国经济在疫情下表现出的韧性,您认为与哪些本底条件有关,是什么给了中国经济承压的支撑和助力?

  徐飞:中国经济承压的本底支撑条件,一是中国有千百年来面对业已铸成的自强不息、、玉汝于成的力量,党和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信任党和、配合,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二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和政策组合能力,具有稳中求进的修复能力,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箱,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宽广政策空间。这决定了在当下这个非常时期提出的“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仅极具针对性,而且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和极限压力下的可承受性。

  三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P超过100万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和日益增强的自生能力,不仅使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强,也使得“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有了保障。

  NBD:疫情之下,中国经济折射出了怎样的短板与不足?这在未来可能为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潜在风险?

  徐飞:主要谈两点。一是一些企业普遍缺乏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使得很多企业扩张太快,居安思危的意识淡薄,危机管理意识更是严重缺乏。此次突发的疫情充分了中国相当数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的薄弱。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现金流断裂也是企业倒闭的典型原因。尽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人不晓,“现金为王”也常常挂在一些中国企业家嘴上,但并未真正往心里去。

  二是产业链、创新链存在瓶颈,短板不容小觑。关键核心技术技不如人、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突出;基础零部件、基础制造工艺、基础材料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配套产品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与国外先进水平有不小差距,一些高端核心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的窘境依然存在。

  以交通运输装备为例,尽管这些年来成就举世瞩目,但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电控系统相对落后,民用大飞机尚未定型,发动机严重依赖国外,重型直升机技术有待突破,高技术船舶的自主设计建造能力不强,自主开发产品装船率不足50%,飞机、高性能船舶的设计平台、测试评价体系薄弱,所有这些都亟待解决和克服。

  徐飞:问题即答案。意识到上述这些短板和问题,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方面,企业要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充分意识到随时可能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而垮掉,永远不抱幻想,永远把明天当作“倒下去”的那一天,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倒逼危机管理。华为是中国企业里面最具有忧患意识的企业,实际上,华为为研发自己的芯片早有准备,面对,其海思“备胎”芯片一夜“转正”就是生动的案例。

  在增强核心竞争能力方面,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将发生深刻调整,若不能做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风险极大。国家层面上,要在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性技术上持续发力,加强原始创新,增强基础工业体系对装备产业的支撑,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加速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企业层面上,把科技创新放在首位,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洞悉科技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更自觉地重视深度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勇于自主创新和赋能,增强自主创新的信心和能力,以占领先机并赢得持续竞争优势。

  徐飞: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医疗器械产品和以医疗卫生防疫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以及健康养生保健产业的大发展,保险业也将升级发展。公共卫生领域值得高度关切并牢牢抓住。

  三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需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加速大数据中心和5G基站建设,加速以高速、移动、安全、泛在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诸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本设施建设。

  四是制造业的产业互联网化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新业态将加速应用和普及。

  NBD:在此情况下,您认为注重城市群的建设,进一步平衡地区发展,扩大区域经济的空间与纵深,对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协调韧性有何作用?今年年初,国家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您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格局下,在西部划出一个双城经济圈,对于中国发展的韧性又将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徐飞: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均在东部沿海地区,即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区,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以及以、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亦即现今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杭州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区(渤海湾),而深处腹地的广大内陆部地区发展一直是相对短板。

  国家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可以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家战略机遇的叠加下发挥比较优势,成为中国经济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使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拓展区际互动合作,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圈、西南交通的枢纽重地、西部金融中心以及深入中国广袤腹地的经济板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将承担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长江经济带加速发展和内陆高质量发展重型引擎的重任。同时,肩负助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社会稳定的重大。

  此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打造内陆高地和开发枢纽、强化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平台等方面,也将扮演先锋角色。尤其重要的是,当前国际极其复杂,不确定性因素众多,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战略腾挪空间,向东与向西并举势在必行。全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支撑中国内陆部地区参与国际竞争,国际舞台最前沿,推进西向,南向合作和“一带一”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徐飞博士,战略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局级),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